[转帖]我在深圳打工的日子

钉子 · 发表于 2005-12-22 14:46:54

出处：深圳热线作者：天涯公仔 
 
我是一个不成功的打工者。记述，不为别的，只为回忆——天涯公仔 
 
　　“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深圳，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深圳，因为那里是地狱。”——慕容雪村，《天堂向左，深圳向右》。 
 
　　(一) 
 
　　1998年国庆节还没有过完——在我参加完兰州朋友的“十一”婚礼之后的第三天晚上，朋友递给我1000元钱，对我说：“你带上它，走吧，向南方走，去深圳吧，我再也不愿在这里看到你！”。 
 
　　金城的十月是金色的。火车站台上，只有新郎朋友一个人送我上南下的列车。我们又要说再见了，但这一次，朋友的脸色和我的脸色都十分凝重，谁也不知道，在深圳的那一端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回来。 
 
　　列车加速了，那呼啸的快感已经有1年3个月没有享受过了。透过车窗，秋高气爽的兰州渐渐远去。我的心中在默默搜索着最伤感的词汇，却又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别了，朋友！别了，兰州！别了，远在故乡民勤的父母，我将又一次渐行渐远！别了，研究所的同事们！别了...... 
 
　　我的思绪回到了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回到了那长长的列车，长长的站台。 
 
　　1997年7月3日，华南G市火车站。伤感的站台只有10分钟长...... 
 
　　我将要与生活了四年的大学校园永别。 
 
　　126次列车，学生团体车箱内，每个人都显得那样地忧郁，包括我在内，大家都努力地向站台上张望，寻找熟悉的面孔。而站台上黑压压的人群伸着手不断地拥向车窗，车上车下，无数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互说着鼓励话，祝福的话，此刻，忧伤化为微笑。 
 
　　126次列车上的毕业生，都是向西安方向的。而在站台上的，大部分都是在等3个小时将要进站的180次列车——开往上海方向的。因此，他们先送走我们，紧接着，180次也要载着他们离开了。 
 
　　列车在这里只停靠10分钟，而这10分钟却是那样的短暂！ 
 
　　列车呜咽着，将要启动。 
 
　　突然间，车箱内不知是谁哭出了声，也许只一秒钟的时间，整个车箱已是泪流成河，每个人都无法掩饰自己的脆弱，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无论他平时是如何的活泼还是少言寡语，此刻，放声嚎哭。 
 
　　列车呜咽着，无法启动。 
 
　　大家忘了一切，列车乘务员终于出声了：“你们别哭了，你们再哭，我也要哭了！车要开了，放开手！” 
 
　　列车呜咽着，缓缓启动了。 
 
　　突然间，站台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是欢送的掌声，车厢内的掌声也雷呜般地飞向站台，淹没了一切，再一次地，禁不住哭声震天...... 
 
　　这一别，从此天各一方，也许我们彼此一生不再相见！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忘的一次站台之别。列车到达西安要36个小时，而从西安到武威，大约是24个小时吧。车票上的总长度是2987公里！这是我的第16次长途之旅。 
 
　　我先回了民勤老家。 
 
　　1997年7月16日，我到兰州市安宁西路的国营长风厂报到了。 
　(二) 
 
 
　　南下的列车穿越陇山陇水，飞驰在广袤无垠的八百里秦川上，多少次路过这里，我的思绪透过史书飞向那遥远的古代，关中大地，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帝王成功立业之地。而我只是匆匆过客。 
 
　　今天，我去的是母校的方向，目的地却不是朝思暮想的母校，不是去那曾经有着两年炙烈爱情故事的校园。而是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深圳——对我来说是神秘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今天的远行。或许，是命中注定，或许，是我不甘寂寞，也或许，是对失恋的报复！ 
 
　　我试图从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找出今天远走他乡的因果关系—— 
 
　　在大学，我学的专业1993年入学时叫“电子设备结构设计”专业，后来改为“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事实上，我的书念的一塌糊涂，四年之中，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游，上课抄作业，每每到了后半学期，老师讲到后面了，已经完全听不懂了，考前抱佛脚，那真是老虎追来了，多宽的峡谷都得跃过去——全靠自学。按规定，有4次补考记录将拿不到学位证书。然而很不幸，第一个学期英语全系就有23个人挂了，我榜上有名，补考只过了3人，我61分，后来班主任告诉我，因为表现不好：从来不上英语早读课，其实我历来热爱英语课。但从此以后，我对英语课非常厌*。四年之中连滚带爬，总算没出其它的意外。 
 
　　我也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教育学界有句名言：“播下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或许因为我的思想和性格，使我今后在深圳打工的日子里，走了不少曲折的道路。 
 
　　我从小就爱*作剧，不是什么好孩子，到了大学，更是忘了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的箴言。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当了个“官儿”：班长。在已“引退”而升任“学生会干部”的前任们的帮助下，倒也辉煌过——评为省级优秀班级。一年后，我提出“引退”未获系主任批准，于是在一个晚上班会时间，发动群众，搞了个选举，重新确立了帮主，令系主任十分尴尬，如今想起来那时真是太冲动，好在主任宽厚，没有给我“冲动的惩罚”。 
 
　　我在学校唯一的爱好，就是跳舞。我的个头仅能对得起不挑剔的女孩：170CM。从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周末开始，我开始进校园舞厅。刚开始是听舞曲，干巴巴地坐一个晚上下来，从来不敢对女生下手。我对舞曲的理解已十分深厚，鼓点还没有响起来，我就知道是中三、慢三，还是探戈仑巴。事实上，我的“舞功”也是非常了得——和同班男生“抱对”学过一个学期，业余时间还看过不少有关交际舞的书籍，常常在宿舍独自一个人比划，因此实践中十分讲究节奏感和起伏感。遗憾的是，和女生跳舞，就是胆小，手抖得厉害，老是被舞伴关心：“你很紧张吗？”我吞吞吐吐地说：“我不会跳”。这种胆小的状态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过了几周，我成了“教练”，“学生”很多。周五和周六，从晚上7点钟开始到11点，几乎一曲不落地跳着。女生大多喜欢跳圆舞曲，但配合得最好的只不过三五个人，其他的跳圆舞曲都比较勉强，没转完全曲就晕得要倒地，我只能紧紧地拉住她。也有转晕了摔倒在地的女生，那是因为她转晕了无意之中要倒在我身上，要知道，我可是有女朋友的人了！同班同学给我起了几个绰号：“舞棍”“舞鬼”。其实现在看来，那是最能煅练身体的一种运动形式。时至今日，每每回忆起那纯洁的舞步和悠扬的舞曲，我仍然会心微笑。 
 
　　(三) 
 
　　四年的大学生活匆匆过去。毕业的时候，我能拿出的是一份不太好看的成绩单。我知道，我将要从云端落到地面。 
 
　　1997年我们的毕业，仍然是包分配的，也是国家最后一批包分配的。原则上是“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但甘肃和其它边远省区的毕业生就有限制了：“紧缺专业”不准跨省分配。不幸的是，我的专业被列为“紧缺专业”。如果要跨省分配，有两个条件：有“支边证”，也就是说父母当年到“老少边”地区支边的，可以跨省分配；如果非要跨省，请交给院里9000元的“培养费！”。显然，我的父母是农民，不存在支边的条件；而9000元的“培养费！”，在当时，1997年，仍然是个非常大的数字。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父母仅仅给过我14元钱，父母供我的4个哥哥上大学，已经是一穷二白了。我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天起，大哥大嫂承担了我第一次入学的所带的2000元和此后的每个月300元的生活费用、每年580元的学费——他们坚持了四年！我永远无法忘却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 
 
　　1993年从甘肃考入母校的有10人，分配的时候，有5人回到了甘肃其中3人进了长风厂，我也是其中一位。我也曾经将9000元的“跨省费”的事情和大哥讲了，他说钱的问题，可以解决，他手头有1000美金的存款，那是他从出国的差旅费中省出来的，如果真的跨省是划算的，他给我解决。但对我来说，没有心动得让我出这9000元的费用换来一个前途并不明朗的单位。 
 
　　在毕业双选会上，长风厂的人事处长和我见了一面，几乎没有谈什么，但十分热情，显然，能捡到篮子里的便是菜。 
 
　　然而，我是何等的不甘心！但我也必须有个依归啊！先挂个这个国企吧，还是上市公司哩。在当时，找到单位的同学，月薪能开到1000元的单位，已经是让人羡慕得不得了了。长风厂的待遇情况，是按照“国家干部”的级别来定的。什么是“国家干部”？对于这个概念，今天，我还是无法理解。“干部”是今天所说的公务员吗？不是；“干部”是当官的吗？也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干部”是指挥别人的吗？不是战争年代；我现在的档案是“调干”过来的“干部档案”，我是“干部”吗？不是，我是打工的！那“干部”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与长风签约之后，我仍然在努力求职。在一个叫《中国名牌》的杂志上，我发现了有一个叫恒安集团的大公司，这是个民营企业，每年的产值达到20多个亿。中央电视台当时有个广告词“安儿乐的保护，体贴又周到”！根据公司的地址，我给恒安集团的人事部发送了一份求职简历。 
 
　　大约15天之后，我意外地收到了恒安集团人事部一位小姐的亲笔来信，热情洋溢的言词，写了整整两页，大致是说应董事长的委托，给我回信，欢迎我的加入！对于一个未曾步入社会的学生来说，是何等的激动！同学们也按照这个地址寄去了简历，但如石沉大海。 
 
　　恒安集团位于福建厦门市附近约70公里的地方。厦门，海——我对这个地方充满了神往——这使我在1997年7月16日到兰州国营长风机器厂报到的第二天，就逃离了长风厂，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 
 
　　（四） 
 
　　1997年7月16日,我到位于兰州市安宁西路的国营长风机器厂报到了。 
 
　　7月14日，我从民勤老家赶到兰州，我想在15号之前报到。与我一起分配到长风厂的还有同系的周弟，天水人，入学时在火车站迎接新生的候车点认识的，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和他是最好的朋友。离校后，他和我及另外两个浙江籍女同学同乘了开往西安的126次列车，我们4人一起到民勤老家玩了3天，尔后又各自回老家或直接到单位报到去了。 
 
　　在兰州，我给还在天水老家的周弟打了个电话：“我们要赶在15号之前报到，听说15号之前报到，7月份是满月工资；而15号之后，哪怕是31号报到，7月份半个月工资”。周弟说：“哪有这样的好事，干一天算一天！你等我，我们一起去报到，如果误了你半个月的工资，我打赌，这钱我出”。我说好吧，但愿没有因为晚到一天而少发了半个月的工资。后来入厂后的事实证明，如果早一天——15号报到，我们都可以拿到7月份满月的工资。当然，周弟打赌认输了，请我吃了一碗牛肉面。 
 
 
　　报到的手续很简单。找到人事处，一个阿姨模样的人，非常热情，她说：“你具体分配到哪个二级单位，目前还不清楚，我带你去机加工车间，找王处长，你目前暂由他代管。” 
 
　　机加工车间。黑油油的，车间天顶上的珩车在起吊大块头的金属物件，加工的机床应有尽有：车床、拉床、刨床、磨床......隆隆的机器声，一派忙碌的景象。 
 
　　阿姨将我交给了王处长。王处长看上去35岁左右，后来了解到他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即现在的电子科技大学）。王处长待我也非常热情，他简单地问了我一些情况。问我是从哪儿毕业的，老家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民勤的，他说挺远的。他问从学校毕业后回过家吗？我撒谎说还没有呢，其实我刚从民勤老家回来。他说：“这样吧，你将来具体分到哪个处，现在还说不定，既然你还没有回过老家，那你先回趟老家吧，工资是厂里面发的，不影响。8月1号左右入厂教育，你给我留个电话，到时候我电话通知你回厂，你也不要把这个事告诉其它任何人”。报到就这样结束了。和周弟会合后，我说我有点事，过几天再来上班。 
 
　　走出长风厂，看着诺大的工厂，我却开始发呆：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吗？ 
 
　　我真的要回老家吗？不行，刚回来！ 
 
　　我要求上班吗？话已经跟人家说过了：我回民勤劳老家了。 
 
　　从大学来到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而几天前还同我回民勤老家的女朋友，已经到浦东发展银行在浙江的一个市分行上班了。相思的凄凉，缠绕着我的心，我在默默地流泪。 
 
　　我想起了恒安集团的那封回信。买了一张电话磁卡，我给恒安集团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毕业了，电话的那边说，你马上过来，我们这里正缺人。 
 
　　我身上只有不到20元钱。我给在兰州大学旁边的一家设计院的吴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今天要过去你那边，他说你过来吧。 
 
　　我背起行包，行包中只几件衣服，还有对我来说最为宝贵的证件：毕业证和学位证。从长风厂到兰州大学，要在西关什字转车。 
 
　　在西关什字，我遭遇了人生第一次被敲诈勒索——发生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 
 
　　（五） 
 
　　兰州西关什字，人如潮水车如龙。到对面搭公交车，要从西关什字西北拐角车行道围栏的外侧绕到对面。我着白色的大短裤，白色的T恤服——这是我最值钱的一套行头，背着一个行包，大步地赶路。 
 
　　在拥挤的人群中，突然，我隐隐地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胸口碰了一下，似乎是一个人的胳膊肘子。我没有理会，继续赶路。 
 
　　“咳！怎么走路的？”一个声音高叫着，我被一个比我还矮的瘦猴子模样的人扯住了。我知道，我今天要倒霉了。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二哥就嘱咐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抢钱，你就乖乖地把钱给他，钱并不重要，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我真难过，这伙强盗今天遇上的，是一个穷光蛋。 
 
　　我怒火冲天：“想干什么？我知道你是吃什么饭的！”，甩开猴子的手，我继续往前走。还没走两步，猴子又扯住了我，马上有又有3个人围了上来，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络腮胡子发话了：“怎么？你把人家撞坏了，就这么轻松地走了？”我一脸的怒气,仰望着络腮胡子，仍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我撞谁了？”，猴子走了过来，把他的耳朵伸到我面前：“我正在掏耳朵，你撞到我的肘子上了！你看看，你把我的耳朵弄烂了！”，我一看，那耳朵真是比猪耳朵还难看：里面是烂的！这么热的天，居然没有生蛆。 
 
　　我知道我走不了了，我的语气平和了，我想只要看到警察，我拔腿就跑。可几分钟过去了，一眼能看到两个强盗，两眼看不到一个警察。而且有护栏挡住了，还真是个绝路。 
 
　　络腮胡子发言了，思路清晰，如同谈判：“有三个条件：一是搭出租车送我的兄弟上医院看病，二是你掏150元的医药费，三是我们把你打坏”。 
 
　　我掏出一包一元钱的“龙泉”香烟，递给络腮胡子一支：“哥们，有话慢说，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但今天，我实在无法帮你们，如果我身上有钱，没问题，我帮你们。” 络腮胡子接住了我递过去的烟。我接着说：“我是个学生，刚毕业，身上的确没有钱”，说完，我拉开包，拿出了证件，主动给他们验证，络腮胡子看完证件将信将疑，又搜索了一番。络腮胡子对我没有骗他而感到很满意。我也放松了，我说：“我身上只有不到20元钱.我刚到兰州，和你们一样，身上没钱了，我现在是去我的朋友那里借钱，如果你们要我身上的这十几元钱，我全部给你们，我走路过去，要么，你们只给我留个公交车费就可以了”，络腮胡子摆摆手。 
 
　　就这样，4个强盗和一个即将逃离兰州的穷光蛋开始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冒着劣质的香烟，若无其事地聊起天来，我们聊南方与北方的区别，聊我去过些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好玩。他们同我一样，对远方的世界，充满兴趣。也许后来，他们也去了远方拓展他们的“业务活动”，也许，他们因为罪孽深重而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使他们无路可走的世界——我无从知晓。 
 
　　半包烟抽完了，络腮胡子说，你坐几路几路车就可以到兰州大学了。我握了四个强盗的手：“后会有期！”，他们与我挥手道别。 
 
　　天下无贼的梦想，从此，在我的心中彻底破灭了。但我也非常赏识这伙强盗，他们没有因为我是个穷光蛋而踢我一脚让我**，真所谓是“盗亦有道”。 
 
　　我将我想离开长风厂的想法跟吴哥说了，吴哥非常支持我，并给了我1000元，说：“混出个人样儿了再来见我”。吴哥，就是后来在兰州火车站送我前往深圳的新郎朋友。 
 
　　晚上，吴哥带我到兰州火车站，买好了第二天去厦门的火车票。 
 
　　我踏上前往厦门的火车，开始了失败的大逃亡...... 
　　(六) 
 
　　厦门。 
 
　　中午时分，经过三天三夜的碾转，列车到达厦门火车站。七月的厦门，晴空万里，骄阳似火，与北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太阳几乎悬在头顶，烤得让人满身是汗，浑身发臭。然而，毕竟，曾经熟悉的南国风情和扑面而来的繁荣气息是我的第一感觉——我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恒安集团，在距离厦门市70公里的晋江安海镇。 
 
　　我闻到了海的味道。 
 
　　我决定在厦门呆一天再到恒安集团，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后会不会还有机会来厦门. 
 
　　我决定去看海。 
 
　　乘坐渡轮，我登陆鼓浪屿。独自一人，踌躇在以“海上花园”和“音乐岛”驰名中外的鼓浪屿，这里听不到车马的喧嚣，如同仙境。而我心再一次地随着海风，飘向大学的校园，孤独，再一次地袭上我的心头——漓江江畔荡漾的身影、兴坪河滩的牵手、古龙瀑布的探险、大榕树下的流连、阳朔西街的烛光——而今，我和她天各一方。我呆呆地看着波涛滚滚、一望无际的大海，我感到，我是如此地渺小，渺小得如同一滴海水；我痴痴地看着海滨浴场上的情侣们，我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流浪汉了，命中注定，流浪汉的爱情的故事即将谢幕！ 
 
　　日光岩上，我抚摸着古老的炮台，送走最后一缕落日的余晖。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到达恒安集团。 
 
　　接待我的是一位姓许的董事，许董50岁左右，个头不高，十分和蔼，手里拿着一部烟盒大小的手机——在当时，手机可真是身份的象征，我曾经从老远处看到过有人拿着砖头大小的大哥大，但这么小的手机还是第一次看到，8年后的今天，在深圳的大街上，叫花子的手机档次也绝不逊于身价千万的企业老总。 
 
　　许董询问了我的家庭状况，专业情况。当他知道我从甘肃老家赶过来时，关切地问我，身上有钱没有，我说所剩不多了。他随手从身上掏出500元钱说你先用吧，我没有接，我说我身上还有钱，他拿出了200元，我不好推辞，拿上了，我说等我发工资之后再还您吧，他笑了一下说好吧。后来我听说，在当时，他已经是身价千万的董事了。我说我的毕业证带着不太安全，他说那你给我吧，然后锁在他抽屉中。 
 
　　我被安排在一个住6人的宿舍。宿舍管理员说，过些日子给你单独安排一个房间。 
 
　　我在开发部上班了。开发部的经理40多岁，姓许，不苟言笑，我在兰州打电话，是他让我尽快赶过来的。在此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直到我逃离恒安集团，我没有见过他微笑过一次。然而，也是他，曾对我寄予最深厚的期望。 
 
　　(七) 
 
　　起初的几天，经理安排我和另外四个新来的毕业生，跟着两个工人师傅安装车间的日光灯照明系统。那四个毕业生，都是福建本地人，其中两位毕业于国立华侨大学。 
 
　　车间非常大，大约要安装300个日光灯管。 
 
　　先用冲气钻在水泥墙壁和承重梁上打孔，再固定卡线夹，再走线管，安装灯座，再穿电源线，最后接入开关盒。车间大约有4米高，要爬梯子上去，我本来就有恐高症，刚开始站在梯子上两腿直发抖，两天后，渐渐地习惯了。但晚上回到宿舍已是累得晕身发酸，而可*的蚊子频频造访，使我无法入睡，而白天上班，无精打采，稀里糊涂。3天后，我病了，请假休息了1天。 
 
　　第5天上班的时候，日光灯管还没有安装完毕。经理找我，他说现在公司从日本纸工机株式会社和德国Norson公司进口了三条生产线，今天开始安装，你陪国外的技术人员安装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的价值3000万元，你要记下来他们是如何安装的，安装的步骤是什么，不要等他们走了，出了问题，请他们过来一趟，至少要花20万元。我欣然授命。 
 
　　工人师傅说，你真幸运，头儿没有安排其它人去而偏偏让你去，你一定要好好干。其他同事继续在安装日光灯管。 
　　在大学实习时，我参观过汽车的生产线，觉得大开眼界。而眼前的这条生产线，摆了足有50米长。其自动化水平，可以这样简单地描述：从开始第一个工位的进原料，到最后一个工位送出每个包装10片的终端产品，都是由机器完成，每分钟可以生产1200片卫生巾。 
 
　　我与4个小日本一起工作了。还好，按照厚厚的安装手册和图纸，很快我就能独立地安装了，那小日本每次检查完都冲着我举大姆指高喊OK。晚上回宿舍，我向经理借了生产线的用户手册，几十万行的PLC程序，看得我脑子直发胀两眼无光。 
 
　　紧接着，我又跟德国佬安装了两条生产线。 
 
　　就在这个时候，我大学的女友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大吃一惊！没有人知道我流浪到这里。她在电话的那端哭泣着说：“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才找到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地方？你还是回去吧，回兰州吧。”我们都泣不成声，我说我不想回去，但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催我回兰州，说那里毕竟是我的家乡。我终于经不起劝。在这里，大家都讲闽南话，而我一句都听不懂，只有当跟我讲话的时候大家才用普通话，语言世界对我来说如同荒漠。 
 
　　我给大哥打了个电话，我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大哥说，即然这样，可以考虑先回兰州，工作一年再说。 
 
　　我给长风厂的周弟打了电话，他说入厂教育已经结束，长风厂在到处找我，希望我尽快回来上班。周弟告诉我，我和他分配到科学技术第二研究所了，长风厂今年共接收了七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只有他和我进了科研二所。 
 
　　我决定离开恒安集团。但我必须有个理由才能向我的经理交代。巧的是，经理在前一天已经去日本出差了，于是我找到了许董，我说我要回兰州一趟。许董没有说什么，只是说希望我再回来。他打开抽屉，把毕业证还给了我，我说你的200元我结了工资再给你。但最后我还是没有还那200元钱，至今，我都感到十分内疚。 
 
　　我收拾了行李，回家的路线早已想好。我走出大门时，一个非常漂的女孩跟我下了楼，热情地帮我拦了路边的长途客车。回到兰州之后，当我给在恒安的同事打电话提及此事，同事告诉我，那是我们经理的千金。至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她那飘逸的长发和美丽的大眼睛，永远地定格在等车的那短短的几分钟。 
 
　　从恒安集团乘长途车到福建泉州，转道福州，然后，浙江W市。 
 
　　在福州前往W市的途中，我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我预告了大约是在第二天的下午到达W市。 
 
　　W市，太阳已经转到西边了。W市汽车站，我们再一次相逢。 
 
　　一个半月分离的痛苦，想思的泪水，失败的出走，前途的渺茫......直到我们的泪水已经流干，声音已经沙哑...... 
 
　　但我不能留在W市，2个小时的车站相逢之后，我又踏上了前往上海的长途客车。 
 
　　上海浦东，我独自一人，登上东方明珠的最高处，因为我不知道，我今生还有没有机会再来上海。几年以后，我每次出差上海，都有要到浦东逗留一下，搜寻那次孤独的脚印。 
 
　　我在上海呆了一天。第二天，我乘坐由上海西行的列车。 
 
　　兰州，我回来了！ 
　(八) 
 
　　9月初的兰州已经有一丝凉意了，在经历了一个半月酷热中的煎熬与奔波，我觉得这里的确是一个休养的好地方！ 
 
　　回到兰州的第二天，我到长风厂科研二所上班了。所长非常热情，带着我到每个办公室介绍我，和二十多位同事打了招乎。他没有追问我为什么报到来晚了，他说你的工资在人事处，人事处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上班。 
 
　　这一天，我一下子收到了6封来自远在浙江W市的女朋友的来信，她在孤独和思念中追问我为什么连一封信都不回，她说她基本上每周周末用一天的时间在给我写那长长的信。天知道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外流浪！ 
 
　　我去找人事处处长，处长见我来了，笑着说：“是不是找你的女朋友去了？”，人事处长在学校和我签协议的时候见过她。我笑而无语，他也没有再问我什么。就这样，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领了510元的工资——七月份半个月、八月份一个月——我只在七月报了到，但却领到了一个半月的工资，这一点上，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的优越性。 
 
　　我第一年的月工资是340元。 
 
　　工作证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小本子，上面最令我心仪的一行便是：“职务：干部”，加盖了长风的钢印和研究所的红章。有了它，可以在进厂大门时向门警出示通行，有了他，还可以免费看病。 
 
　　我拥有了一套办公桌椅，还领取了零号绘图板、三角板、丁字尺、铅笔等设计用的基本工具——尽管在以后都从来没有用过，而是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了。 
 
　　国营企业是个大学校，其独特的企业文化，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一个人今后的生存状态。在这里，你可以整天无所事事，喝茶看报纸，也可以埋头苦干工作学习。 
 
　　一般地，“见习期”是必修课，时间是一年！大学毕业的学生，包括去年分配来这里的我的师哥们，有的还戴着白手套，在生产线上给洗衣机打包装带。我庆幸自己分配到研究所。 
 
　　我和周弟在一个办公室，在这里，我们一开始便在师傅的带领下从事新产品的结构设，而师傅也是尽心尽责，毫无保留地传授他们的技能。 
 
　　研究所有6台AST的386电脑，1台所里最高档的Compaq 486电脑。在大学的机房里，计算机室全部是286电脑，那时是DOS的操作系统,硬盘大小是20M；还用过VAX机，但毕竟我们是非计算机专业，所以后来的两年没有接触过计算机。 
 
　　每天下午6点下班吃完饭之后，我便在宿舍看书学习AUTO CAD，那时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3.2,CAD是DOS版本的R10。第二天上班在电脑上操练。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我和周弟都能熟练地应用AUTO CAD进行产品的结构设计了，我们是一款“迷你型”洗衣机的主要设计人，后来产品设计完，在长风报上还刊登了我们“开发的艰苦历程”，长风电视台、广播站的大喇叭表扬了我们俩人。 
 
　　我和周弟、小范三个人同住一个宿舍。小范是庆阳人，也是一起分配来的大学校友，通信工程专业。周末的时间，我们打牌，谁要是输多了，请到楼下买2毛钱1斤的大西瓜；要么就是画胡子、耳朵里或下巴上贴纸条；偶尔，我们也去兰州大学的北侧门处的舞厅跳舞。在这里，我们一起，过着穷欢乐的日子。 
 
　　这一年的入冬时节，我收到了浙江W市女友寄来的一个大大的包裹，是她给我买的越冬的衣服。然而，我给她的信件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了——她学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在浦东发展银行浙江W支行上班.我不可能也从来没有说服让她来兰州工作，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可能会离开这里；她也从来不敢说让我去浙江W市她的家乡工作，因为，我也不可能去那里，那里没有我的工作机会！我渐渐地习惯了与孤独为伴。 
 
　　这一年的春节放假前，单位给我发了200元的年终奖。 
 
　　这一年的春节，我没有接到她的电话。

钉子 · 发表于 2005-12-22 14:47:27

(九) 
 
　　春节过后，我想我必须设法再一次离开。周末的时候，我经常逛兰州的电脑一条街。1997年末，是586 PC在国内“奔腾”的一年，攒电脑是很赚钱的。我只能逛一逛、看一看，带回来很多免费的杂志和资料，想学点什么。慢慢地，我知道如何攒一台电脑了。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家叫深圳天策的公司在招电脑维修人员，月薪800元。招聘广告中还说，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出租电脑：你押4000元，免费使用电脑。只要工资高，当维修工我也愿意，于是我去面试了，面试我的人说，你写一篇文章，我看一看你对电脑有多少了解。我写了一篇文章，送了过去，然而杳无音信。几年后在深圳，我偶尔在深圳的报纸上看到了这家叫深圳天策的公司因涉诈骗而被查封。 
 
　　我去吴哥那里，将这事儿给吴哥讲了，吴哥看了我的“作文”，说：“还行嘛，我是外行，但这稿子可以投出去，在《兰州晨报》上有个“电脑公园”专栏，你投出去试一下”。大约半个月之后，我收到了20元稿费的汇单。从此，我下班的时间就东拼西凑，写点没有深度的“豆腐块”文章，倒也充实。 
 
　　1998年的7月，在《甘肃广播电视报上》，有个征稿启事，大致是说改革开放20年来，你的家发生了什么变化，主题是“我家20年”。我写了一篇《苦乐年华》的稿子，用所里的电脑打印后寄了出去，一周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作品”，并收到了40元的稿费。 
 
　　8月，华为技术兰州办招聘。我是1月份用特快专递发出去的求职信，7个月后面试。面试的人很多，排成一排，如同过堂，一般只谈几句话。华为是中国企业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公司之一，在当时，待遇可以10倍于我在国企的工资，但其面试的方式后来也招致非议。平心而论，我进华为是有难度的，尽管同班同学也有进去的，那是毕业三年以后的事情了。轮到我了，面试我的人提问十分简单：你家是不是还有人在华为？我说我四哥96年进华为，现在不在华为了。就这一个回合之后，我便被PASS了。四哥进了华为兰州办事处之后，又跳槽到三星。 
 
　　9月初，中兴通讯兰州办招聘，我应聘的是销售工程师。我身穿100多元的西服、花了5元钱在理发店剪了头发、喷了摩丝，带着我的简历，还有若干“豆腐块”文章，去面试了。办事处主任考了我一个最难忘的问题：“MPEG是什么？”，我说“是Motion picture expert group的缩写，运动图像专家组……具体算法是什么，我并没有深入地了解过。”上帝，这东西我可是一点也不懂，但回答令他十分满意。他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真诚地对我说：“我们至少要求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你只有一年的经验，而且没有从事过销售的工作。但我建议你，去深圳吧，你的条件在深圳机会蛮多的，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深圳总部去面试”。 
 
　　9月中，长风厂要举行演讲大赛，所长说本所也要派一名代表参赛，他指着我微笑着说：“你！就你去！”，我说我没经过这样的场面，所长说没关系，总之得有人去，没有让你去争这个名次。参赛总共有40多人。预赛中，师傅给我写的演讲稿，我怎么也背不下来，只好在台上对着摄像机大声地“照章宣读”，比赛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第7名！前15名要参加决赛。评委说了，我的声音哄亮，很有气势，但决赛的时候不能拿着稿子读了，必须脱稿才叫演讲。决赛在一个月之后，但一个月之后，谁去参加了决赛，我不知道。 
 
　　9月底，我决定离开长风厂去深圳。我找所长谈了几次，死缠硬泡。最后所长说：“请你三个月的假，你去那边看一下吧，但我希望你回来。你也不要声张，就当没有这回事。”后来，在离开长风厂到深圳的前10个月的时间里，周弟一直是我和所里的“线人”。在这期间，我的工资还发一部分，所里一直对我敞开回来的大门。离开长风的第10个月，周弟来电说，人事处查来了，如果还不回去，要么办个停薪留职，否则将被开除！我选择了后者。我被一纸红头文件，开除了“干部公职”。 
 
　　南下的列车，疾驰38个小时后，抵达终点站广州。 
 
　　深圳，这个曾经的小渔村，曾经风光无限的经济特区，曾经充满着一夜暴富的传奇色彩的热土，已经不远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将到达深圳，我，将在那里，开始在深圳打工的日子...... 
 
　（十） 
 
　　灰狗大巴士在广深高速公路上飞驰。我的心情开始激动起来，深圳，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大约是一个墙围起来的地方，然后从一个像学校一样的大门，进去就是深圳经济特区了吧?因为进入深圳要有身份证和边防证。在当时，办理一个边防证是很不容易的。原则上是控制太多的人涌入“经济特区”，如果进入特区的理由是“务工”，一般是批不下来的。在兰州，边防证要到公安局办理；而在公安局办理，需要有单位的介绍信，而介绍信，需要长风厂的领导签字。因此，在长风厂，我不能说拍拍屁股就走人，不是我想要开个介绍信，随便就开了的。 
 
　　研究所所长给我开的介绍信，事由：探亲。再找厂领导签字，再到厂保安处盖章，最后，到兰州市安宁区公安分局，付24元手续费，一张边防证开出来了，有效期3个月。 
 
　　在深圳，如果查到没有边防证、身份证和计划生育证（不管婚否），是无法入关的。即使进到关内，如被查到没有以上三证，随时都有可能被关进铁笼子车而“收容”再送到东莞的樟木头镇去“劳动”。2003年3月20日，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在广州被收容，因顶撞了收容所的人员而惨死在收容所内。他的死，使3个月后，中国取消了收容制度！而我，对这道关，也充满着仇恨——曾经在2001年的“五一”节，进这道关时，花去了500元，这个故事我们到后面再讲。事实上，深圳的确有一道墙围，它是特区建立之初，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内地而搞的。事实上，出来容易进去难。 
 
　　深圳南头检查站，如同机场安检。大盖帽在巡逻，武警在不断地在驱散20米以内的无证人员，而不停地有陌生人上前搭话：“需要边防证吗？80元一张。”，“需要带你入关吗？每人100元，进去了再付钱。” 
 
　　我在人蛇长阵中排了队，大约半个小时后，轮到我了，大盖帽看了一下我的身份证和边防证，又看了我5秒钟，又看了一下身份证，再看了我一下，挥了一下手，示意我通过。 
 
　　灰狗巴士行驶在深南大道上，路的中间是绿油油的草坪，草坪中，簇簇美人蕉在阳光下格外艳丽，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么美丽的城市，莫非，这里是天堂？ 
 
　　在上海宾馆站，我下车了。在我的脚踏上深圳的那一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大街竟是如此地干净，没有一丝的灰尘。 
 
　　我买了一张磁卡，给四哥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到了，他说你搭个出租车过来，到莲花一村，出租车起步价十二块五，起步价就到了。 
 
　　几分钟之后，我和四哥相见了。 
　（十一） 
 
　　我住在四哥的宿舍。四哥在一家外企，从国外研修一年后回来不久。在我到达深圳的第一天，他把刚使用了几个月的摩托罗拉“掌中宝”（Motorala 308）送给了我。1998年底，传呼机比较时髦，好一些的仍在千元以上。但手机就很少了，入网需要有人担保，入网费要3500元，那部手机拿到手花了近8000元。的确，有了手机，不仅在找工作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竟然能提升在招聘者眼中的印象。也曾经不止一家公司的招聘者在面试的时候竟然问：“这手机是你自己的吗？” 
 
　　一年前，在恒安集团的时候，我和朋友小黄，每天晚上一起逛街，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时候也能像许董那样有部手机。好几次，我们俩边走路边模仿打手机的样子——伸出大拇指和无名指，大拇指对着耳朵、无名指对着嘴巴，开始 “打电话”聊天： 
 
　　“天涯总啊，你在哪里啊？德国客人要回国了” 
 
　　“噢，是黄总啊，我现在正在海南的天涯海角，正在海滨浴场……具体事情你安排一下吧，我一时还回不来，过些日子我去德国，再和他们聊……” 
 
　　我们是多么地渴望有一部手机。我第一次摸手机大约是大哥在1998年初出差兰州时，带着的Nokia6110，当时我们宿舍三个人都没有摸过手机。 
 
　　没想到，一年以后我拿上了手机，甭提多高兴，翻来覆去地看它的菜单。然而这手机一天响一次——只有四哥在下班的时候给我打一个电话，其它时间没有电话过来。无奈我买了一张磁卡，一个人偷偷跑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反复拔打自己的手机，听那小巧玲珑的东西发出来的令人兴奋的铃声。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小黄是不是也拥有了手机。事实上，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如果从事技术工作，真是个花钱的玩意儿。 
 
　　到深圳的第一天的那天晚上，四哥带我去深南大道，去华强北，去地王大厦——那是当时深圳最高的建筑物，384米高。灯火辉煌的不夜城，使我充满无限的遐想。我们一起去了深圳的“群星迪士高”，一扎啤酒100元，我们两人喝了三扎——等于我在兰州一个月的工资，我心疼坏了。 
 
　　我们还搭出租车专门到体育馆对面吃面饭—— 一碗拌拉面12元。 
 
　　四哥说，先玩几天再找工作吧。 
 
　　关于深圳，或许，在今天，它已经风光不在。然而，在1998年之前的10年的时间里，它是中国最耀眼的城市。在1992年的股市风波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段时间里，深圳是掏金者的乐园。 
 
　　关于深圳，在一篇叫《股海风波》的报告文学中，记录了1992年的深圳： 
 
　　一位四川农民，小学也仅上了几年，托改革开放的福赚了些钱。听说深圳发行股票，钱往麻袋一装就来了。到了证券部，一捆一捆的10元钱往柜台上一扔： 
 
　　“买股票！” 
 
　　“买什么股票？” 
 
　　“不知道。” 
 
　　“那怎么卖给你呀？” 
 
　　“那就捡最便宜的3元一股的吧。” 
 
　　1992年8月9日，深圳发售92年新股认购表，去年只售1元一张的“纸”，今回身价百倍，每张卖100元，黑市价更是炒到了200元。10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日夜兼程，云集深圳，扛着麻袋，麻袋子里装的全是身份证和“大团结”，他们来认购股票，当时的股票中签率为10%。深圳疯了。 
 
　　今天，讲述关于深圳如何曾经辉煌的话题，可能会慢慢失去意义。但在现在看来，以及当时的情势上来看——在我到达深圳的这一年，深圳已经开始降温了。 
 
　　休整了一周后，我独自一人去了位于深圳罗湖区的宝安北人才大市场。我必须在那里找工作，我仅仅是为了找一份大于国企每月340元的工作。 
 
　（十二） 
 
　　深圳市人才大市场，熙熙攘攘，如同集市。准确地说，这里就是集市！在内地，委婉的称呼是“人才交流中心”，可能因为深圳这里的市场化概念比较前卫，就叫“人才大市场”——人也是市场化的，你值多少钱，人家出多少钱——市场说了算。至于“人才”这个字眼，深究起来，也有其合理性：只要你对我的公司是有用的，就是人才，没有任何歧视。正如《天下无贼》中“贼头”黎叔在教训几个手下所说的：“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在深圳，大部分人是通过人才大市场找到工作的。在这里，不管是七尺男儿，还是玲珑娇女；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曾经是强者还是弱势；不管过去是辉煌还是迷茫，所有的一切，都不得不将之置于脑后，新的起点，新的希望，在这里，全得靠自己！ 
 
　　今天，很多人总是把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解释为成功、失败或者命运。而来这里的人，大多是心怀大志、想成就一翻事业，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愿以偿；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改变此前注定要失败的生存状态而选择了深圳，然而不经意中，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是一个充满着机会的城市，然而机会也并非垂青于每一个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在学习如何成功。但必须承认，令人失望的困境的确是生活的一种真相。在这里，失败同样令人敬仰，而几乎每一个所谓成功的人，他们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煎熬或失败。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孤独、失落与彷徨；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生存的压力；在这里，残酷的竞争告诉每一个人：深圳不相信眼泪！ 
 
　　在这里，永不言败的信心和决心，持之以恒的精神，决定了生存的全部学问。 
 
　　从周一到周五，深圳市人才大市场天天开放，每天至少有上百家公司在招聘，每天也至少有上万人在这里求职，这种现象，实在是一个独特的景观。 
 
　　我在万头攒动的人群中，阅读着张贴在每个招聘单位摊位前的招聘要求。刚开始，我拿着的简历不敢投出去，我的心直发虚，我能做什么？从事什么行业呢？从我的专业的角度而言，“机械电子工程”这个专业的就业面比较宽的，可以继续从事机械结构设计，可以从事电子类相关的开发，可以从事制造相关的工艺、品质、生产、设备、售后服务、技术支持、销售等等，只要是电子类相关的企业，就可能用得到。 
 
　　但是，对于一个有一年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实在是非常尴尬的：虽然有工作经验，但只有一年，没有说服力；而且有很多企业，要求必须有几年以上在深圳工作的经验。如果不从事此前相关的结构设计，那么我与应届毕业生没有什么区别，一切要从零开始。 
 
　　我只好凑到人多的地方，观察面试者与应聘者是如何谈话的，这是求职的必修课：如何面对应试中的问题，哪怕是一句道别的话。 
 
　　1998年底的人才市场“行情”还算不错，每天基本上可以投出少则3、4份简历，多则10份简历，而最好的时候，每天有5家公司通知安排面试，真是忙不过来，而面试的方式也是各有各的套路。 
 
　　然而，第一周下来，没有找到一家合适的工作。我的心开始发慌。 
 
　(十三) 
 
　　其实，在我开始找工作的第三天晚上，我就接到了一位女士的面试的通知电话，公司在深圳市华侨城，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年龄应在三十多岁，所以在电话中，我称她为“X女士”。 
 
　　打完电话，四哥纠正我说：“在深圳，对女性，除非是长者才称呼为‘女士’，一般称‘小姐’比较合适。‘小姐’是年轻的标志，如果称‘女士’，会给人家造成反感：我很老吗？而像宋庆龄、杨绛等人，应称为‘先生’，这是非常尊重的称呼。” 
 
　　第二天一早，公司竟然开着一辆“桑搭纳”到约定的地点接我去面试，我心中窃喜：人才啊，就是不一样。 
 
　　面试我是总经理——正是昨晚打电话的那位女士，三十多岁，颇有风韵。面试很简单，当场表示通过了，她说她很喜欢我这个刚来深圳的年轻人。 
 
　　岗位自然是结构设计，设计什么产品？儿童自行车！我有点头晕。 
 
　　紧接着她说：“我们的待遇情况是这样，月薪800元，火食补助每月180元，住公司宿舍”，我已经坐不住了，她还是希望我好好考虑一下，我说我回去再好好考虑一下。我心中盘算了一下，在深圳，一碗桂林米粉6元，一碗牛肉面也是6元，一碗很差的快餐6元，一包深圳产的“特美思”香烟5元，假设不洗脸、不括胡子、不喝可乐、不打手机、不坐公交……不穿衣服，一日三餐加一包烟，至少要23块钱！看来我有倒贴钱打工的潜力！ 
 
　　我压住满腔的怒火，微笑着与她道别。 
 
　　（十四） 
 
　　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深圳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地方。在深圳，有两点，一是不问对方的收入，二是不问女孩子的年龄。尤其是收入，一般的人都难以说出口，你说月收入5000，一点不高，但在内地人看来就鄙视你了：哼，在深圳那地方，5000元是很悲惨的了。你说1万，那可能还行，但一个普通的员工，真正能拿到这个数字的打工者实在太少了，应该去作一个部门负责人才对。 
 
　　事实上，很多来深圳的人，都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这里并非梦中的天堂，而是地狱！以深圳的工厂的一般工人来说，90年代的工资大致是每月400—600元，十年来没有变过。 
 
　　几年后当我作为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在经过无数次的招聘和薪资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令人吃惊：没有一个人能对他们的薪资情况说真话！ 
 
　　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距很大，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差距很大，普通员工与管理人员的差距很大。深圳人总想对内地人充大款，却总是硬不起来。与人之间从来不说真话，这就造成了深圳人朋友与朋友之间也没有真实的参照系统。总之，正如《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深圳人在待遇问题上是比较敏感的，人际关系也相对冷漠。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因为来深圳的人太多太多了，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扔了国企的铁饭碗仿佛是一个壮举，那叫“下海”，似乎只需要勇气。而到了现在，找一个很好的泥饭碗也不容易！ 
 
　　企业是赢家：企业要招1个人，结果有20个人获得了竞争的机会，其中有5个人非常优秀，企业认为从这5个人选1个人就可以了，但应聘者要求很高：月薪要求8000元；而另有10个人也不错，能满足工作的需要，他们的开价只有5000元；企业说，我从这10个人中选1个人就可以了，但这个时候，那5个非常优秀的人中，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开我5000元我也干！而企业就拿4000元去说服10个人中的1个，结果，自然“求其上而取其中”，企业偷着乐！因为在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也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所从事的产业都并非“原创性”的，员工稍作培养，即可胜任相应专业的工作。 
 
　　在人才市场上，我刚开始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结果不下20次的面试之后，我却总是垂头丧气地回到住处，十天后，我已经受不了了。“总结经验”，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即：不能提这么高的要求，一年的工作经验，在刚进入公司时，即便是外企也开不到这么高的工资！要很委婉、诚肯地说：“不知贵公司在待遇问题上是如何规定的？只要能给我一个机会，我相信，我可能胜任这份工作……” 
 
　　获取第一份在深圳的工作是首要的任务，这样在下一次的求职中，没有人说“对不起，您没有在深圳的工作经验。”这样的话了。 
 
　　我的胆子大一些了。人才市场，一家德国公司在深圳的代表处招聘，好不容易看到有外企在招聘，我凑了过去。两位文员小姐一看简历，嗯，专业蛮合适的，英文怎么样，我说还行吧，那你讲几句吧，我早就背好了一段自我介绍，语速很快：“My name is Tianyagongzai，I’m graduated form xxx, 1997,majored in machintronics,……”打住打住，明天到我们公司面试。我看到那文员小姐在我的简历上重重地打了一个勾。我与她们说再见，就在我转身之际，我听两个文员小姐在嘀咕：“哇噻，英语真好！和鬼佬差不多。” 
 
　　我心中暗暗叫苦：英语？好？笑话！那英文简历是我花了两个晚上查了《朗文英汉字典》才写出来的！ 
 
　　公司位于国贸大厦，这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地方，当时是国内第一高楼，曾经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位于国贸大厦这间公司去面试。 
　（十五）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大胡子的德国人，微笑着nice to meet you，我也nice to meet you，客气的话就这么简单。紧接着，面对面地坐下来，进入谈话的正题，他问我为什么来深圳，我说深圳是一个发达而又非常美丽的城市，大胡子微微一笑good for you。越往后，我越紧张，我知道，以我大学英语被挂的记录，过得了吗？我只能基本听懂他提的问题了，但要回答，已是语无伦次了。 
 
　　我真恨不得他是个中国通，咱们一起切磋一下汉语的美妙之处；我更后悔没有像李阳那个“疯子”一样，能学会讲八个国家的英语！ 
 
　　在漂亮的翻译小姐的掩护下、在see you的道别声中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看来英语要学好啊，但没有什么后悔的，我知道，我没有语言上的天赋。来深圳这么多年，广东土著们讲的话我只能听懂三句骂人的话，不会讲一句。 
 
　　既然这样，死了进外企的那条心吧。但据说深圳这个地方，一切皆有可能。别老盯着听过的大公司，如果没听过，只能说明我见识少。 
 
　　一家深圳书城附近的公司约我去面试，时间是下午1点，我准时赶到。总经理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十分和蔼的陕西人，面试基本上是聊天性质的，聊了半个小时。简单地给我介绍了公司的情况，公司大致是从事一种音视设备的制造，采用荷兰技术，产品主要是出口。他说你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一趟。 
 
　　第二天，我准时赶到，还是聊聊家常，让我感到很放松，最后他说，目前公司要选人到荷兰去培训，第一是要签10年的合同，第二是要有人担保。我说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的英语比较吃力，他说关系不大，是去学习。最后他说“我这儿是没有问题了，你明天到宝安区的工厂面试，董事会面试，最终能否通过，我也说不定，这里面有很多很微妙的关系……”。我对他的话一知半解。关于待遇的问题，“大约是2900多元，你不能比老员工高，以后可以慢慢涨”。这个数字我已经是很满意的了。 
 
　　第三天，我按时赶到，这是我经历过的最隆重的面试。会议室大大的一个椭圆桌，我一个人坐一边。我的对面是七个人，年龄最大的有60多岁，还有与我谈过两次的总经理。七个人对我一个人，我的简历被复印成七份，人手一份，我汗流不止。但我死认一条，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诚肯、诚实是第一位的。因为在他们的领域，是忽悠不过去的。 
 
　　大约半个小时的谈话后，一个年轻人说，看看你对AUTO CAD熟悉的程度如何，我说这个没问题。坐在电脑前一看，上帝，这里是Windows的R13版本，我从来没有接触过Windows版本的，在长风厂，我用的是DOS下的R10版本。在Windows下，我画条直线也是困难重重，那界面上的橡皮条根本不听话！ 
 
　　最后，那个年轻人说，你在外面等一下吧。我等了大约15分钟，他说你先回去，等待通知。我知道，结果肯定是黄了。

洪深 · 发表于 2005-12-24 13:40:31

无奈本人正在深圳打工

ququ · 发表于 2005-12-26 16:27:19

呵,深圳

jaffas1101 · 发表于 2005-12-28 16:17:10

呵呵 me too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会员注册

[转帖]我在深圳打工的日子

re:(九)　　春节过后，我想我必须...

re:无奈本人正在深圳打工

re:呵,深圳

re:呵呵 me too

[转帖]我在深圳打工的日子

re:(九) 春节过后，我想我必须...

re:无奈本人正在深圳打工

re:呵,深圳

re:呵呵 me too

re:(九)　　春节过后，我想我必须...